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几千年特有的文化密不可分。中国文化具两个根本特点，一是崇圣性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，实际是专制与反专制的历史。政治上的统治是专制的。各种内讧、动乱、战争，起因在于推翻一种专制，但不管成功与否，目的仍然还是建立另一种专制，以至一直延续着绵绵古国的超稳形态。政治既内涵于文化，政治又高居文化之上，它驾御着文化老车，使之循规蹈矩地沿其旧辙。专制政治须“忠君”，治下文化便少不了“一言堂”，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当成必然逻辑。后来，经无数打压、围剿、杀戮，如火如荼如血，“异端”近乎赶尽杀绝，中国人“崇圣”的“既定路径”思维终成了主脉。
“崇圣”就是崇拜圣人，“圣人”就是过往已成名或可能成名的伟人，且爱屋及乌，这些伟人的观点言论自在崇拜之列，甚至包括那些势大主流的思想学说，比如时行的“全盘西化”论者。中国人虽少宗教，但这种崇拜却是深入骨髓的，比宗教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其在思想认识层面的表现，就是彻底卸却人之主体性的本能：人在世却不入世，天天碰面无数“实际”，却不屑一顾；现实问题层出不穷，却视若无睹，总在子曰君言，谁怎么说过，哪本书有什么观点，历史是怎样的……，似乎只有拿着圣（别）人的观点，找着过去的东西，自己才有站得住的脚跟，才理直气壮，才可能找到真理。“崇圣”思维经常穿着眩目的正统外衣，具有很大欺骗性（当然是对陷入窠臼者），其错误是认识方法出了偏差，症结是“脱离实际”，游离在过往知识的苦海，不能与时俱进。在当前知识爆炸，实际变化迅猛异常，现实问题的增速大大超过过往知识增速的历史条件下，“崇圣”思维愈显愚钝，它无异于自阉人类宝贵的主观能动本性，终致误己误人误国的恶果。